第79章
苟延残喘
195年10月6日，段祺瑞酝酿已久，寄以厚望的关税特别会议开幕了。参加国有美、英、法、日、意、德、比、荷、葡及瑞典、挪威、丹麦共1国。邀请这么多国家在中国开会，这是空前的壮举。段祺瑞感到身价陡增。
说起关税协定，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。
早在1854年，英、美、法三国驻沪领事，根据《南京条约》组织“关税管理委员会”，用他们的人管理中国海关。这个强盗规定，于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中确定下来，由上海推及全国。70多年来，关税协定成了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颈上的一根绳索，中国关税没有自主权，一切听命于洋人。
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，中国政府曾提出关税自主问题，和会以不在讨论之列为由，不予理睬。19年，中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上提出同一问题，指出即使战败国也无关税协定先例，而中国为战胜国之一，不应受此约束。帝国主义者无言答对，推说待九国公约签字后，允许中国召开国际关税特别会议，加收。5税金，以保证关税协定继续有效。在侵略成性的强盗面前，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，也难以实现，中国曾两次提出召开关税会议，各国以九国公约尚未签字为由拒绝兑现。直到法国以承认金法朗案作为交换条件，九国公约才签了字。
本来，帝国主义者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召开关税会议的。惟因中国爆发了“五卅”反帝运动。一方面，他们害怕这场席卷中国的反帝运动；另方面他们想讨好段政府，继续镇压群众运动。而段祺瑞没有力争关税自主的胆魄，只求做到部分加税以缓和日益恶化的财政，也就心满意足了……开会这天，怀仁堂门外金风送爽，花团锦簇。高大的建筑物上彩旗飘扬，1国国旗，一字排开竖在大门前；各种牌号的小轿车，停放在门前广场上。为了会议安全起见，中南海的大门内外增哨加岗，戒备森严；通往怀仁堂的路旁、道口、树下，岗哨林立，气氛庄肃，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靠近会场。
上午8时许，段祺瑞穿着西装，扎领结，足蹬皮鞋（他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讨好外国人），在正副议长，全体阁员簇拥下步入会场，立刻引起中外与会者一阵热烈掌声。军乐队演奏活泼欢快的进行曲，在有节奏的旋律中，段祺瑞健步登上舞台。这时，已在主席台上就座的1国首席代表，都站起来鼓掌欢迎，段祺瑞走上前去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。其实，这些首席代表都是由驻华公使兼任，只有日本政府另外派出代表团，其首席代表就是曾向中国提出“二十一条”的前驻华公使日置益。
8点0分，大会主席、外交总长沈瑞麟宣布开会。全体起立，奏中华民国国歌，大家参差不齐地唱：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……”
在掌声中，段祺瑞首先致辞。他以谦诚真挚的感情，欢迎各国代表出席会议。接着，列举了关税协定的起因，沿革及其不合理性。说明巴黎和会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之立场，中国历界政府多次宣言并无放弃关税自主之要求。今天，中国政府提议召开特别会议，希望能有所决定，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。尚望与会各国，本着国际惯例，道义原则，共同协商，以期达到共同满意之结果……他的讲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帝国主义的乞求和幻想。希望帝国主义忽发良知，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。
他讲完后，中国六代表之一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四点建议：一，撤废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部分；二，中国允诺实施国定税率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，最迟不过民国十八年（199年）1月1日；三，裁厘前的过渡办法：中国海关税则除照现行值百抽五外，普通品加征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，甲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三十，乙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二十之临时税；此项暂定税率于成立协定三个月发生效力……王正廷刚说完，忽然，隐隐约约的口号声、喧嚣声，由远而近传到会场。中外代表主刻竖起耳朵仔细谛听，脸上无不露出惊骇表情。
不一会儿，执政府卫队旅长宋玉珍，慌里慌张跑上后台，低声向段祺瑞报告，有五六千学生和各界民众聚集在中南海门外游行示威，高呼关税自主，反对妥协的加税办法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……“可恶，实在可恶！”段祺瑞咬牙切齿地说，“这是在外国友人面前丢我的脸。把他们赶走，赶走，把挑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！”
几个月来，北京，乃至全国的群众运动从未停止过，反帝浪潮从未平息过。早在关税会议召开之前，全国人民就纷纷指出，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关税协定必须砸烂，中国必须自定税率，自己支配关税税款，自行规定用途，召开关税会议，期待洋人施舍，等待洋人批准，这是与关税自主精神背道而驰的。冯玉祥抨击协定税率是“亡国奴外交”，吴佩孚主张“关税会议应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再议”，唐绍义，孙传芳等也出于私己动机，反对关税会议。我国驻外国使节纷纷来电指出：“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妥，应由我国自主税率，不能听信洋人。倘囿于目前之小利，祸必延及子孙。”上海及各省商会、议会及爱国团体，也纷纷致电反对关税会议……不一会儿，宋玉珍跑来报告：警察当局出动军警数千人，打伤游行群众几十人，拘捕学生10余人，游行队伍已被驱散。段祺瑞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好，要严加防范，确保外国友人安全！”大会主席宣布：大会开幕式“圆满”结束，从下午开始进行实质性讨论……下午的讨论非常激烈。关于税制问题，在中国强烈要求下，曾于190年和1918年两次修改关税细则，进口税率仅为。5%——。5%；19年再次修改税则，才勉强达到5%。比世界任何国家的进口税都低得多。而且这些关税收入，只能用于偿还外国贷款和各种赔款。列强通过支付低关税，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，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。现在，中国想“虎口谋食”，要他们支付百分之二三十的关税，无异于“天方夜谭”，难怪他们起劲地反对。
美国代表马克漠首先发难，他蛮横无理地说：“中国只能根据华盛顿条约，提出‘正当’提案，美国自当予以同情和考虑。”
英国代表麻克类跳起来说：“待中国有一个统一独立有秩序的政府，且具有巩固的财政基础时，再来讨论关税问题。”
英国人之所以拼命反对是有原因的：因为，他们最早侵略中国，在中国势力最大，几乎渗透中国各个行业和领域，得到的实惠也最多。海关协定就是他们主持制定的。自1865年北京设立海关总税务司起，英人赫德就当总办，一干48年！1911年赫德死了，又换上一个英国人安格联。赫德在中国海关结成一张巨大的网，所有关键部门都由他任命，中国人不能插手其间……两个家伙定下调子，其他代表争相向中国发难。他们或声色俱厉，或怒发冲冠，或软硬兼施。但万变不离其中的是，都是围绕九国公约进行，不许中国越雷池半步；而且即使加税。5，也只能用于偿还货款或赔款上。
这其中，顶数日本首席代表日义植态度最为蛮横。他跳起来唾沫四溅，大声喊叫，批评中国“异想天开”，“不明事理”，威胁说如果中国“一意孤行”，他们将采取与之相称的措施予以报复。这是因为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，是中国支撑着他们的民族工商业。
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叫嚣，中国代表傻了眼，赶忙休会向段祺瑞请示。段祺瑞正被江浙战争，工人运动，吴佩孚崛起，冯奉争雄，财政困难，内部纷争搞得焦头烂额，地位岌岌可危，他既不敢得罪洋人，又不敢开罪日益觉醒的中国人，只好采取姑息拖延的办法。同样，洋人也有两怕：一怕中国的反帝浪潮有增无已，二怕把段政府逼上梁山，对己不利。于是，也乐于采取延宕手段推托搪塞。由于段政府软弱无能，关税会议也和沪案交涉一样不了了之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……11月上旬，北京局势因冯、奉双方剑拔弩张而骤然紧张。北京又处于 风声鹤唳之中。达官贵人，豪门显富又像以前一样纷纷仓皇外逃。这股出逃风瘟疫般在朝野上下流行，把恐怖气氛传播到四面八方。
人们的惊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，关内奉军已达40多万，光北京近郊就有10多万；而冯军在内地的总兵力达到0多万，一旦打起来，摧毁一座千年古都不费吹灰之力。9日，奉军突然开进三河、蓟县，将那里的京畿警备队赶跑。国民军也不示弱，加强了对北京的巡逻、控制、检查邮件和旅客。北京近郊，两军面对面地对峙着，挖工事，修掩体，抓民夫，运给养；军车“隆隆”地开，飞机“嗡嗡”地响，大战气氛浓之又浓，只差当权者一声令下了。
11月，冯玉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张作霖，指责他驱逐王承斌、王揖唐、郑士琦、卢永祥，夺取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地盘……紧接着，又给段祺瑞拍电报，公开谴责张作霖炫耀武力，增兵京畿，并向奉军提出交还保、大，退出热河，天津中立三个强硬要求。
冷战是热战的先声，是大战的导线。段祺瑞寝食俱废，坐卧不安，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心惊胆战。他怕下台，怕被俘，怕被杀，更怕吴佩孚乘机而入。在北京的皖系政客和安福余孽比段祺瑞更慌，纷纷递交辞呈或挂冠而去。囚禁在延庆楼上的曹锟倒精神起来。他又摇晃着大脑袋，撇着津腔高谈阔论了。而那些头脑灵活的失意军人政客们，又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，讨好这位未来的顶尖人物。看守他的军官，自动放松对他的管制；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……为了切身利益，段祺瑞不放弃转圆之机。他忙着打电话，拍电报，派特使，屈身召见，极力为双方斡旋，苦口婆心地央求他们“别打仗”。他的“努力”并没有白贵，战争似乎真的被“杜绝”了。其实，战争的缓和并不是哪个人的作用，而是一次尚不为人知的历史偶然，推迟了冯奉大战的进程……11月1日，在段祺瑞的“撮合”下，在北海静心斋（老段煞费心机，取“平心静气”之意）举行四方代表和平会议。执政府代表是叶恭绰、姚震、曾毓隽，奉方代表莫德惠、张景惠，冯方代表鹿钟麟、张之江，岳维峻的代表张壁。会议主持是两位息事宁人的“元老”——王士珍和赵尔巽……老段虽未亲临会议，但却撕皮掳肉般关注着它的成败。为等待会议结果，他破天荒不回家。正当老段等得五驹六兽时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电话里传来曾毓隽欣喜若狂的声音：“芝老啊，和平会议成功了，成功了！”
段祺瑞放下电话只有0分钟，三个兴致勃勃的爪牙就来到段祺瑞面前，曾毓携抢先说：“胜利，伟大胜利！北京避免了一场大战，中国避免了一场大战！”
曾毓隽光顾高兴，忘了说实质性内容，叶恭绰抢过话题说：“奉冯双方达成八条和平协议，奉军同意将保定、大名重新让给国民军……”
“而且，而且奉军还宣布，”姚震乘虚而入，“日内从北京周围撤军！”
接着，曾、叶、姚三个奉系爪牙，对张作霖的“顾全大局”，“深明大义”大加赞扬。他们纷纷惋叹：“奉张作出牺牲太大了，他不该卖得这么贱哪！”仿佛一夜之间，张胡子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成了“活菩萨”。
卖得太贱没好货——这是人们的思维定势。为什么一个野心勃勃，寸土必争的“丘八”主动放弃上海，苏皖，这一次又突然放弃保大和北京？张作霖真的良心发现，改邪归正了？当段祺瑞提出心中疑惑时，三个奉系分子自然有许多话来搪塞他。于是，段祺瑞也就片面地认为，是自己的威望起了作用。
段祺瑞释然了，大大松了口气。对执政府和自己的前途再次充满信心。他马上起草命令：冯、张合力制止吴、孙北上。京汉路沿线，责成冯玉祥、岳维峻尽力维持，相机制止，以遏乱萌；津浦路各线，仍责成张作霖、李景林妥为办理，勿任蔓延；京畿驻兵，均着即回复此次兴军前之原状；命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，听候解决……这时，孙传芳已占领徐州，控制了苏、皖、赣、闽，浙五省，已感心满意足，不再北进。于是，通电表示拥护执政府。段祺瑞虚荣心得到些许满足，只好承认既定事实。于是，任命孙传芳为苏督，邓如琢为皖督（因为邓是段的老乡，倾向皖系）。孙传芳对邓不放心，任命不到天就起兵将邓赶跑，以陈调元代之，给段政府又一响亮耳光。段祺瑞又一次意识到，军阀的拥载是口头的，是有条件的。
……“嘭、嘭、嘭”深更半夜有人敲门：“爸爸，是我，有重要消息！”
灯亮了，少顷，段祺瑞慌慌张张走出来，反手关上房门，边走边问：“什么事？”“爸爸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呀！”段宏业兴高采烈地说，“郭松龄倒戈了，现正在班师向奉天进军，张胡子完蛋了！”
段祺瑞颓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目瞪口呆，半响不动一动。那条法兰绒睡衣无法掩盖的小腿上，有一片黑紫色癍块，这是景廷宾给他留下的“纪念”，使他半生深受其苦。段宏业问：“爸爸，您怎么啦？”
半响，段祺瑞才说：“啊，我说张作霖又是退兵，又是忍让呢，原来后院起火呀……”
段宏业说：“怎么，张胡子完蛋不好吗？”
段祺瑞说：“好个屁！张胡子完蛋，执政府还有戏吗？完了，完了，几十年心血白费了。”说罢，唉声叹气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，变得越来越脆弱了。
其时，客厅里的落地钟敲了4响，下人又来报告，曾毓隽驾到。段宏业骂一句：“哼，夜猫子进宅，没好事！”站起来，悻然离去。因政治观点不同，“国舅派”和“太子派”矛盾越来越深，达到水火难容的地步，近日来，由于奉军退出北京，吴光新、李思浩等一批国舅派成员离京投靠奉张，国舅派势力大减，太子派势力抬头。曾毓隽也是拥奉的，所以遭到段宏业指斥。
曾毓隽进屋后哭声沙拉地说：“老帅，出大事了！”段祺瑞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说说详情吧。”
……郭松龄和杨宇霆都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。郭、杨二人分属土、洋两派，都围绕在张学良周围，但各自水火不容。江浙战争爆发后，张作霖、张学良、郭松龄专门对付冯玉祥、不料，冯、郭二人互通声息，意气相求，双双订立攻守同盟：由郭松龄相机发动，打回奉天，推翻张作霖的统治；冯玉祥、李景林在后方策应，前后夹攻，致奉张于死地。
不料，事不机密，被张氏父子察觉，这就是张作霖突然收缩军队，与冯玉祥签订“和平八条”之真正动因……11月日，张作霖为稳住郭松龄，曾电召他到沈阳一谈。郭知道张不怀好意，决定提前发动政变。一来，郭松龄与张学良相交甚厚，不愿难为张学良；二来，他想利用张学良名义起兵，以减少内部抵抗。所以，他提出“父让子继”的方案，采取“反父不反子”的策略。次日，郭松龄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班师回奉，发动军事政变。当场扣押0多名不肯附义的军官，并处决了姜登选，当天起兵回奉……听到曾毓隽的叙述，段祺瑞百感交集，局势更加复杂化了。他虽受张作霖挟制之苦，但不愿张作霖完蛋，因为他一完蛋，一是冯玉祥掌权，一是吴佩孚得势，他会把主子曹锟扶值起来续他的总统残梦。两种结果都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。
曾毓隽心情更复杂，简直如丧考妣。他一向为冯系所痛恨，一旦奉系倒台，他便会痛失靠山，成为丧家之犬。他哽咽着说：“老总儿啊，给我指一条明路吧，我我该怎么……办哪……”
“还是听听风声吧。”“冯玉祥不会放过我的。”“唉，不要把事想那么坏吧。”
其实，段祺瑞心里更没底，怎么会给别人拿出好主意？曾毓隽唠唠叨叨，步履蹒跚地走了。（未完待续） 展开全部内容
195年10月6日，段祺瑞酝酿已久，寄以厚望的关税特别会议开幕了。参加国有美、英、法、日、意、德、比、荷、葡及瑞典、挪威、丹麦共1国。邀请这么多国家在中国开会，这是空前的壮举。段祺瑞感到身价陡增。
说起关税协定，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。
早在1854年，英、美、法三国驻沪领事，根据《南京条约》组织“关税管理委员会”，用他们的人管理中国海关。这个强盗规定，于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中确定下来，由上海推及全国。70多年来，关税协定成了帝国主义套在中国人颈上的一根绳索，中国关税没有自主权，一切听命于洋人。
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时，中国政府曾提出关税自主问题，和会以不在讨论之列为由，不予理睬。19年，中国代表又在华盛顿九国公约会议上提出同一问题，指出即使战败国也无关税协定先例，而中国为战胜国之一，不应受此约束。帝国主义者无言答对，推说待九国公约签字后，允许中国召开国际关税特别会议，加收。5税金，以保证关税协定继续有效。在侵略成性的强盗面前，即使这点小小的让步，也难以实现，中国曾两次提出召开关税会议，各国以九国公约尚未签字为由拒绝兑现。直到法国以承认金法朗案作为交换条件，九国公约才签了字。
本来，帝国主义者还以种种借口拒绝召开关税会议的。惟因中国爆发了“五卅”反帝运动。一方面，他们害怕这场席卷中国的反帝运动；另方面他们想讨好段政府，继续镇压群众运动。而段祺瑞没有力争关税自主的胆魄，只求做到部分加税以缓和日益恶化的财政，也就心满意足了……开会这天，怀仁堂门外金风送爽，花团锦簇。高大的建筑物上彩旗飘扬，1国国旗，一字排开竖在大门前；各种牌号的小轿车，停放在门前广场上。为了会议安全起见，中南海的大门内外增哨加岗，戒备森严；通往怀仁堂的路旁、道口、树下，岗哨林立，气氛庄肃，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不得靠近会场。
上午8时许，段祺瑞穿着西装，扎领结，足蹬皮鞋（他之所以这样打扮是为了讨好外国人），在正副议长，全体阁员簇拥下步入会场，立刻引起中外与会者一阵热烈掌声。军乐队演奏活泼欢快的进行曲，在有节奏的旋律中，段祺瑞健步登上舞台。这时，已在主席台上就座的1国首席代表，都站起来鼓掌欢迎，段祺瑞走上前去同大家一一握手致意。其实，这些首席代表都是由驻华公使兼任，只有日本政府另外派出代表团，其首席代表就是曾向中国提出“二十一条”的前驻华公使日置益。
8点0分，大会主席、外交总长沈瑞麟宣布开会。全体起立，奏中华民国国歌，大家参差不齐地唱：“日月光华，旦复旦兮……”
在掌声中，段祺瑞首先致辞。他以谦诚真挚的感情，欢迎各国代表出席会议。接着，列举了关税协定的起因，沿革及其不合理性。说明巴黎和会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之立场，中国历界政府多次宣言并无放弃关税自主之要求。今天，中国政府提议召开特别会议，希望能有所决定，以祛除税则上之束缚。尚望与会各国，本着国际惯例，道义原则，共同协商，以期达到共同满意之结果……他的讲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帝国主义的乞求和幻想。希望帝国主义忽发良知，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。
他讲完后，中国六代表之一王正廷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四点建议：一，撤废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部分；二，中国允诺实施国定税率与裁撤厘金同时进行，最迟不过民国十八年（199年）1月1日；三，裁厘前的过渡办法：中国海关税则除照现行值百抽五外，普通品加征百抽五之临时附加税，甲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三十，乙种奢侈品加征百抽二十之临时税；此项暂定税率于成立协定三个月发生效力……王正廷刚说完，忽然，隐隐约约的口号声、喧嚣声，由远而近传到会场。中外代表主刻竖起耳朵仔细谛听，脸上无不露出惊骇表情。
不一会儿，执政府卫队旅长宋玉珍，慌里慌张跑上后台，低声向段祺瑞报告，有五六千学生和各界民众聚集在中南海门外游行示威，高呼关税自主，反对妥协的加税办法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……“可恶，实在可恶！”段祺瑞咬牙切齿地说，“这是在外国友人面前丢我的脸。把他们赶走，赶走，把挑头闹事的给我抓起来！”
几个月来，北京，乃至全国的群众运动从未停止过，反帝浪潮从未平息过。早在关税会议召开之前，全国人民就纷纷指出，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关税协定必须砸烂，中国必须自定税率，自己支配关税税款，自行规定用途，召开关税会议，期待洋人施舍，等待洋人批准，这是与关税自主精神背道而驰的。冯玉祥抨击协定税率是“亡国奴外交”，吴佩孚主张“关税会议应俟正式政府成立后再议”，唐绍义，孙传芳等也出于私己动机，反对关税会议。我国驻外国使节纷纷来电指出：“此次会议应以自主为妥，应由我国自主税率，不能听信洋人。倘囿于目前之小利，祸必延及子孙。”上海及各省商会、议会及爱国团体，也纷纷致电反对关税会议……不一会儿，宋玉珍跑来报告：警察当局出动军警数千人，打伤游行群众几十人，拘捕学生10余人，游行队伍已被驱散。段祺瑞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好，要严加防范，确保外国友人安全！”大会主席宣布：大会开幕式“圆满”结束，从下午开始进行实质性讨论……下午的讨论非常激烈。关于税制问题，在中国强烈要求下，曾于190年和1918年两次修改关税细则，进口税率仅为。5%——。5%；19年再次修改税则，才勉强达到5%。比世界任何国家的进口税都低得多。而且这些关税收入，只能用于偿还外国贷款和各种赔款。列强通过支付低关税，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，使中国经济蒙受重大损失。现在，中国想“虎口谋食”，要他们支付百分之二三十的关税，无异于“天方夜谭”，难怪他们起劲地反对。
美国代表马克漠首先发难，他蛮横无理地说：“中国只能根据华盛顿条约，提出‘正当’提案，美国自当予以同情和考虑。”
英国代表麻克类跳起来说：“待中国有一个统一独立有秩序的政府，且具有巩固的财政基础时，再来讨论关税问题。”
英国人之所以拼命反对是有原因的：因为，他们最早侵略中国，在中国势力最大，几乎渗透中国各个行业和领域，得到的实惠也最多。海关协定就是他们主持制定的。自1865年北京设立海关总税务司起，英人赫德就当总办，一干48年！1911年赫德死了，又换上一个英国人安格联。赫德在中国海关结成一张巨大的网，所有关键部门都由他任命，中国人不能插手其间……两个家伙定下调子，其他代表争相向中国发难。他们或声色俱厉，或怒发冲冠，或软硬兼施。但万变不离其中的是，都是围绕九国公约进行，不许中国越雷池半步；而且即使加税。5，也只能用于偿还货款或赔款上。
这其中，顶数日本首席代表日义植态度最为蛮横。他跳起来唾沫四溅，大声喊叫，批评中国“异想天开”，“不明事理”，威胁说如果中国“一意孤行”，他们将采取与之相称的措施予以报复。这是因为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商品销售市场，是中国支撑着他们的民族工商业。
面对帝国主义者的叫嚣，中国代表傻了眼，赶忙休会向段祺瑞请示。段祺瑞正被江浙战争，工人运动，吴佩孚崛起，冯奉争雄，财政困难，内部纷争搞得焦头烂额，地位岌岌可危，他既不敢得罪洋人，又不敢开罪日益觉醒的中国人，只好采取姑息拖延的办法。同样，洋人也有两怕：一怕中国的反帝浪潮有增无已，二怕把段政府逼上梁山，对己不利。于是，也乐于采取延宕手段推托搪塞。由于段政府软弱无能，关税会议也和沪案交涉一样不了了之，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……11月上旬，北京局势因冯、奉双方剑拔弩张而骤然紧张。北京又处于 风声鹤唳之中。达官贵人，豪门显富又像以前一样纷纷仓皇外逃。这股出逃风瘟疫般在朝野上下流行，把恐怖气氛传播到四面八方。
人们的惊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因为，关内奉军已达40多万，光北京近郊就有10多万；而冯军在内地的总兵力达到0多万，一旦打起来，摧毁一座千年古都不费吹灰之力。9日，奉军突然开进三河、蓟县，将那里的京畿警备队赶跑。国民军也不示弱，加强了对北京的巡逻、控制、检查邮件和旅客。北京近郊，两军面对面地对峙着，挖工事，修掩体，抓民夫，运给养；军车“隆隆”地开，飞机“嗡嗡”地响，大战气氛浓之又浓，只差当权者一声令下了。
11月，冯玉祥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张作霖，指责他驱逐王承斌、王揖唐、郑士琦、卢永祥，夺取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地盘……紧接着，又给段祺瑞拍电报，公开谴责张作霖炫耀武力，增兵京畿，并向奉军提出交还保、大，退出热河，天津中立三个强硬要求。
冷战是热战的先声，是大战的导线。段祺瑞寝食俱废，坐卧不安，像坐在火药桶上一样心惊胆战。他怕下台，怕被俘，怕被杀，更怕吴佩孚乘机而入。在北京的皖系政客和安福余孽比段祺瑞更慌，纷纷递交辞呈或挂冠而去。囚禁在延庆楼上的曹锟倒精神起来。他又摇晃着大脑袋，撇着津腔高谈阔论了。而那些头脑灵活的失意军人政客们，又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，讨好这位未来的顶尖人物。看守他的军官，自动放松对他的管制；开始为自己留后路了……为了切身利益，段祺瑞不放弃转圆之机。他忙着打电话，拍电报，派特使，屈身召见，极力为双方斡旋，苦口婆心地央求他们“别打仗”。他的“努力”并没有白贵，战争似乎真的被“杜绝”了。其实，战争的缓和并不是哪个人的作用，而是一次尚不为人知的历史偶然，推迟了冯奉大战的进程……11月1日，在段祺瑞的“撮合”下，在北海静心斋（老段煞费心机，取“平心静气”之意）举行四方代表和平会议。执政府代表是叶恭绰、姚震、曾毓隽，奉方代表莫德惠、张景惠，冯方代表鹿钟麟、张之江，岳维峻的代表张壁。会议主持是两位息事宁人的“元老”——王士珍和赵尔巽……老段虽未亲临会议，但却撕皮掳肉般关注着它的成败。为等待会议结果，他破天荒不回家。正当老段等得五驹六兽时，电话铃骤然响起，电话里传来曾毓隽欣喜若狂的声音：“芝老啊，和平会议成功了，成功了！”
段祺瑞放下电话只有0分钟，三个兴致勃勃的爪牙就来到段祺瑞面前，曾毓携抢先说：“胜利，伟大胜利！北京避免了一场大战，中国避免了一场大战！”
曾毓隽光顾高兴，忘了说实质性内容，叶恭绰抢过话题说：“奉冯双方达成八条和平协议，奉军同意将保定、大名重新让给国民军……”
“而且，而且奉军还宣布，”姚震乘虚而入，“日内从北京周围撤军！”
接着，曾、叶、姚三个奉系爪牙，对张作霖的“顾全大局”，“深明大义”大加赞扬。他们纷纷惋叹：“奉张作出牺牲太大了，他不该卖得这么贱哪！”仿佛一夜之间，张胡子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成了“活菩萨”。
卖得太贱没好货——这是人们的思维定势。为什么一个野心勃勃，寸土必争的“丘八”主动放弃上海，苏皖，这一次又突然放弃保大和北京？张作霖真的良心发现，改邪归正了？当段祺瑞提出心中疑惑时，三个奉系分子自然有许多话来搪塞他。于是，段祺瑞也就片面地认为，是自己的威望起了作用。
段祺瑞释然了，大大松了口气。对执政府和自己的前途再次充满信心。他马上起草命令：冯、张合力制止吴、孙北上。京汉路沿线，责成冯玉祥、岳维峻尽力维持，相机制止，以遏乱萌；津浦路各线，仍责成张作霖、李景林妥为办理，勿任蔓延；京畿驻兵，均着即回复此次兴军前之原状；命令孙传芳停止军事行动，听候解决……这时，孙传芳已占领徐州，控制了苏、皖、赣、闽，浙五省，已感心满意足，不再北进。于是，通电表示拥护执政府。段祺瑞虚荣心得到些许满足，只好承认既定事实。于是，任命孙传芳为苏督，邓如琢为皖督（因为邓是段的老乡，倾向皖系）。孙传芳对邓不放心，任命不到天就起兵将邓赶跑，以陈调元代之，给段政府又一响亮耳光。段祺瑞又一次意识到，军阀的拥载是口头的，是有条件的。
……“嘭、嘭、嘭”深更半夜有人敲门：“爸爸，是我，有重要消息！”
灯亮了，少顷，段祺瑞慌慌张张走出来，反手关上房门，边走边问：“什么事？”“爸爸，好消息，大好消息呀！”段宏业兴高采烈地说，“郭松龄倒戈了，现正在班师向奉天进军，张胡子完蛋了！”
段祺瑞颓坐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目瞪口呆，半响不动一动。那条法兰绒睡衣无法掩盖的小腿上，有一片黑紫色癍块，这是景廷宾给他留下的“纪念”，使他半生深受其苦。段宏业问：“爸爸，您怎么啦？”
半响，段祺瑞才说：“啊，我说张作霖又是退兵，又是忍让呢，原来后院起火呀……”
段宏业说：“怎么，张胡子完蛋不好吗？”
段祺瑞说：“好个屁！张胡子完蛋，执政府还有戏吗？完了，完了，几十年心血白费了。”说罢，唉声叹气，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，变得越来越脆弱了。
其时，客厅里的落地钟敲了4响，下人又来报告，曾毓隽驾到。段宏业骂一句：“哼，夜猫子进宅，没好事！”站起来，悻然离去。因政治观点不同，“国舅派”和“太子派”矛盾越来越深，达到水火难容的地步，近日来，由于奉军退出北京，吴光新、李思浩等一批国舅派成员离京投靠奉张，国舅派势力大减，太子派势力抬头。曾毓隽也是拥奉的，所以遭到段宏业指斥。
曾毓隽进屋后哭声沙拉地说：“老帅，出大事了！”段祺瑞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说说详情吧。”
……郭松龄和杨宇霆都是张学良的结拜兄弟。郭、杨二人分属土、洋两派，都围绕在张学良周围，但各自水火不容。江浙战争爆发后，张作霖、张学良、郭松龄专门对付冯玉祥、不料，冯、郭二人互通声息，意气相求，双双订立攻守同盟：由郭松龄相机发动，打回奉天，推翻张作霖的统治；冯玉祥、李景林在后方策应，前后夹攻，致奉张于死地。
不料，事不机密，被张氏父子察觉，这就是张作霖突然收缩军队，与冯玉祥签订“和平八条”之真正动因……11月日，张作霖为稳住郭松龄，曾电召他到沈阳一谈。郭知道张不怀好意，决定提前发动政变。一来，郭松龄与张学良相交甚厚，不愿难为张学良；二来，他想利用张学良名义起兵，以减少内部抵抗。所以，他提出“父让子继”的方案，采取“反父不反子”的策略。次日，郭松龄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，决定班师回奉，发动军事政变。当场扣押0多名不肯附义的军官，并处决了姜登选，当天起兵回奉……听到曾毓隽的叙述，段祺瑞百感交集，局势更加复杂化了。他虽受张作霖挟制之苦，但不愿张作霖完蛋，因为他一完蛋，一是冯玉祥掌权，一是吴佩孚得势，他会把主子曹锟扶值起来续他的总统残梦。两种结果都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。
曾毓隽心情更复杂，简直如丧考妣。他一向为冯系所痛恨，一旦奉系倒台，他便会痛失靠山，成为丧家之犬。他哽咽着说：“老总儿啊，给我指一条明路吧，我我该怎么……办哪……”
“还是听听风声吧。”“冯玉祥不会放过我的。”“唉，不要把事想那么坏吧。”
其实，段祺瑞心里更没底，怎么会给别人拿出好主意？曾毓隽唠唠叨叨，步履蹒跚地走了。（未完待续） 展开全部内容